本报记者 刘慧
2024年1月1日，中国—尼加拉瓜自贸协定正式生效。至此，中国已与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秘鲁、冰岛、瑞士等多个国家签署了自贸协定。从上海自贸试验区到海南自贸港，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中国一直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哪些深刻涵义？如何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张燕生。
处理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全方位国际合作的关系
中国经济时报：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哪些深刻涵义？我们如何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张燕生：中共十六大提出，我国发展正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在过去40年形成的超级全球化的时代基本已经结束，我个人认为是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随着超级全球化时代的结束，世界经济贸易增长的黄金时代也结束了。这时候，中央提出了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近来，西方出现了新全球化的概念，比如新产业政策、新华盛顿共识、新资本主义、新供给经济学等。有国际研究成果表明，产业政策从2010年的34项增加到2021年的1594项，贸易保护性政策从覆盖8%的商品提高到48%，52%的外商直接投资都是和地缘政治距离更近的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涵义是什么？过去40年讲对外开放，主要是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如投资实施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贸易实施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后来聚焦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现在则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开放与自主之间的关系。首先在中美战略竞争下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其次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形势下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前行，再次是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上开展全方位的国际合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内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使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五个理念的执行贯彻都不可能离开高水平对外开放。另一个内涵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比如，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芯片和微电子领域要在世界前沿竞争，首先要通过自主创新解决“有和没有”的问题，其次要通过全方位国际合作解决“好和不好”的问题，再次要通过营造开放共享的创新生态解决“用和不用”的问题，否则就会被淘汰。核心问题是处理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全方位国际合作的关系。
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合作共同体，尽可能团结全球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一起推动科技创新，做到挂钩不脱钩、合作不对抗、开放不封闭。要用行动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究竟是机遇还是威胁的世纪之问，要思考大国的现代化如何从全球视野观察和考虑问题，处理好中国和世界之间的经济关系，做负责任大国。现阶段，主要是新冠疫情转段后，解决好签证、航班、安全等影响人员往来正常化的瓶颈问题，促进各国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用“走出去”的方式筑牢合作根基
中国经济时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您认为还有哪些政策待突破？
张燕生：从全球来讲，贸易投资减速是一个大的趋势。无论是贸易增长率占全球经济增长率的倍数，还是全球直接投资额，都远低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地缘政治距离近的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上升到52%，是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相互依存的中间品贸易的比重在过去三年为51%，2023年上半年已经降到48.5%。美国对双向投资的限制正在从芯片和微电子、特定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扩展到更多领域。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推行的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友岸制造战略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和网络。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巩固外贸外资的基本盘？
其实，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讲，全球的中间品贸易比重下降，中国的中间品贸易比重却逆势大幅上升，中国从世界工厂加工组装最终产品卖给美欧，转型为把中间产品卖给墨西哥、越南、印度以及中东欧国家，在这里完成加工组装然后复出口到美欧。同时，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采用“走出去”对外绿地投资或跨国并购等方式，走进欧美国家的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友岸制造战略体系。中国企业也努力实现融进去和本地化，用直接投资的方式带动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专业化生产的增长。
美国重构全球供应链的一个战略目标是要通过产业政策、保护政策、政府干预等手段大幅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网络的依赖，而中国则是用“走出去”对外投资的方式，来筑牢中国和欧美供应链合作的坚实根基。
我们如何用好中国大市场的优势，把外贸外资留住？首先，要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俄乌、巴以冲突以及亚洲风险点可能引发地缘冲突直接影响了外商对华投资。其次，在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积极促进经济恢复发展。当前，尤其要采取便利人员交往的措施，比如放宽签证、增加航班、保障人身安全等举措。再次，优化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其中，去地缘政治影响、增进战略互信是稳外资的一个关键因素。
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长率仅为0.8%，远低于2022年的2.7%和WTO预测2024年的3.3%。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率下降，外需萎缩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目前来看，全球性需求萎缩可能要持续到2028年，现在我们要重点做好扩大内需，推动内外贸一体化，促进外贸高质量转型。我去欧洲以及日本、韩国做调查的时候，当地企业会说，只要中国经济前景好，谁也离不开中国。所以，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关键。我们要有新冠疫情防控转段恢复正常化的举措、有应对地缘政治的举措、有应对全球需求萎缩的举措，同时，立足做各方面的人文交流活动。比如，我国大学教授可以有组织有规划地带领本硕博士生到共建“一带一路”的贫困地区、偏远乡村、基层单位开展实习、调查研究、扶贫等社会公益活动，去了解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去当地做些实事。
建立国际合作的协调机制
中国经济时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强调，拓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您对此有哪些建议？
张燕生：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是我们的竞争力短板和弱项，比如研发服务、技术服务、设计服务、资讯服务、人才服务、专业服务等领域，如何才能从竞争力弱项变成强项？就要加强全方位国际合作，很多新兴领域，如果没有师傅、没有榜样，怎么能更好发展呢？
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发展得很快，同时也发生了一些争端和冲突。从这些事件可以获得几点启示：一是野蛮生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要更重视合规经营。在这方面，行业协会商会、龙头企业要负起责任来，加强合规监管。二是跨境贸易摩擦冲突加剧了，就要增强维权的能力。包括主管部门、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商会、龙头企业，要增强懂国际经贸规则、懂国际法律法规的人才、机构和能力建设。三是大国的现代化要处理好本国与世界共享发展的关系，就要建立协调机制。一个大国，要握成一个拳头，出手才有力量。因此，要研究建立出口的协调机制、国际合作的协调机制，这都是发展服务贸易需要重点考虑的。四是重视人才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发展规律。要吸引全球的人才来共同打造服务贸易的优势。五是要提升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的话语权、定价权和规则制定权。如境外旅游、跨境运输、保险、境外知识产权交易等，目前是我们的主要逆差项。这些领域要提升国际竞争力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数字贸易发展的核心问题，一是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二是推动国际贸易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尤其是智能时代如何打造中国的数字贸易竞争优势。三是重点推动产业贸易数字化，如农业贸易的数字化、制造业贸易的数字化、生产性服务业贸易的数字化，即推动各个贸易部门的数字化。四是提升数字贸易的劳动生产率，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立足于我国市场规模，全产业链和企业创新的活力促进生产率增长。五是形成数字贸易带动经济加速、叠加、倍增的效应。因此，数字贸易协同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应该建立在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的基础之上。
